（来源：团结报）教室别恋激情
转自：团结报
□ 俞继东
1895年，清政府签订《马关条约》，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。此后50年间，日本殖民当局推行“同化政策”，试图从语言、风俗、历史记忆等层面切断台湾与中华文化的联系。然而，台湾人民并未在高压之下放弃自己的文化血脉，他们以各种方式抵制文化殖民，在夹缝中守护中华文化火种，尤其是在教育领域，这种抵抗尤为隐蔽而坚韧。
书房：中华文化的民间堡垒
日本殖民者在台湾建立了以西式教育和日语教学为主的公学校、乡村小学校的体系，意图培养效忠天皇的“新式臣民”。然而，台湾人民的反应却出乎他们意料，传统书房不仅没有迅速消亡，反而在殖民初期展现出顽强生命力。
书房是清代台湾民间普遍存在的汉文私塾。孩子们在这里学习《三字经》《千字文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等，习字、作文、读诗，接受的是传统中华文化教育。日本殖民者入台后，书房一度被勒令关闭，但台湾士绅和百姓以各种方式使其继续运转。有的搬到偏僻乡村，有的转入地下，有的表面上改为“日语讲习所”，实则照旧教授汉文。
展开剩余84%据资料记载，1898年台湾尚有书房1700多间，学生近3万人。在书房的课堂上，先生教孩子们读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，也教写毛笔字教室别恋激情，讲岳飞、文天祥的故事。孩子们诵读的不仅是古书，更是作为一个中国人的文化认同。
日本殖民当局逐渐意识到书房的威胁，它不仅是语言教育的场所，更是民族意识再生产的地方。1910年代以后，殖民政府加强了对书房的控制，要求使用指定的汉文教材，甚至要求加授日语。到1920年代，公学校体系日趋完善，书房数量大幅减少。即便如此，书房并未绝迹，而是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延续着。在一些偏远的村庄，私塾性质的“暗学”一直存续到太平洋战争时期。正是这些不起眼的书房，在殖民统治最严酷的年代，为台湾保留了一脉中华文化的活水。
公学校里的暗中角力
对于大多数台湾子弟而言，公学校是他们接受正规教育的唯一途径。表面上，这是日本殖民者培养“顺民”的机器，但台湾的教师和学生却在这个体制内进行着自己的抵抗。
公学校的教员多为台湾本地知识分子，他们接受过新式教育，却大多有着深厚的汉学底子。在课堂上，他们必须按照殖民当局的规定，用日语授课，教授日本历史和修身课。但在课堂之外，在课间的谈话中，在私下的交往里，他们常常悄悄传递着不一样的信息。有的老师在讲解日本历史时，有意无意地提及中日文化的渊源；有的老师在修身课上讲“孝顺父母”“尊敬师长”，用的却是《论语》里的典故；有的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读汉诗、练书法，表面上说是“培养艺术修养”，实则延续着中华文化的薪火。
殖民当局编订的公学校课程表中，汉文科一直存在，虽然课时被一再压缩，从最初的一周四五节，到后来的一两节，再到1930年代以后几乎名存实亡。但就是这一两节汉文课，成了台湾学生接触母文化的珍贵窗口。教科书被指定使用《汉文读本》，内容经过殖民当局的审查，但那些选入的古诗、古文，仍然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。台湾的学生们在课堂上背诵“床前明月光”，学习“礼义廉耻”四个字的含义。这些看似普通的知识，在殖民语境下，却成为一种无声的身份宣示。
更值得注意的是学生的日常行为，许多台湾学生在学校里说日语、穿日式制服，回到家里却说闽南语或客家话，跟父母谈论的是从书房或长辈那里听来的中国历史故事。这种“双重生活”成为殖民时期台湾人民的普遍状态，表面上顺应殖民者的要求，内里却保留着自己的文化世界。一位当年的台湾老人回忆：“我们在学校唱日本国歌，回家就偷偷唱‘舜日尧天’的歌。老师教我们日本地理，祖父就给我讲中国哪个省出什么东西。我们知道，日本人是一时的，中国才是我们永远的根。”
知识分子的文化暗战教室别恋激情
如果说书房和公学校是面向普通民众的教育抵抗，那么台湾知识分子的文化活动，则是一条更为自觉、更具深度的文化暗战。
1910年代至1920年代，台湾兴起了一波汉诗社和文社的热潮。台北的“瀛社”、台中的“栎社”、台南的“南社”三大诗社鼎足而立，久久精品国产99精品亚洲各地小诗社更是不计其数。诗人们定期雅集，以汉诗唱和，表面上是为了“风雅”“消遣”，实际上却在殖民语境下维系着汉文的生命。汉诗不仅是一种文学形式，更是中华文化的精神载体，诗人们用汉文写作，遵循平仄格律，引用中国典故，表达的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感和世界观。
日本殖民当局对这种诗社活动持一种矛盾的态度。一方面，他们担心汉诗助长民族意识；另一方面，诗社成员多为地方士绅，殖民者需要借助他们维持社会秩序，不便过分打压。于是，汉诗社在夹缝中获得了某种程度的生存空间。许多台湾文人正是通过这些诗社活动，在公开场合使用汉文、传播中华文化，同时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对殖民统治的不满。比如，诗人们常常在作品中咏史怀古，借中国历史上的忠臣义士来寄托情怀。写文天祥、写郑成功、写岳飞，在字面上是咏史，在情感上却是对民族气节的赞美和对现实的委婉批评。
除了诗社，还有另一种重要的文化抵抗形式，就是家族教育。台湾的一些大家族，如板桥林家、雾峰林家、鹿港辜家等，虽然在殖民体制下获得了经济上的利益，但在文化传承上却极为自觉。这些家族延请汉学名师，在家中开设私塾，教授子弟读经、习字、作诗。许多台湾知识分子正是在这种家族教育的熏陶下，打下了深厚的汉学基础，日后成为文化抵抗的中坚力量。雾峰林家的林献堂，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，他不仅自己精通汉学，还大力资助文化协会、兴办学校，成为台湾文化抵抗运动的领袖人物。
多种形式的教育自救
1930年代以后，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抬头，殖民当局对台湾的控制日趋严厉。“皇民化运动”推行后，书房被全面取缔，公学校里的汉文科被大幅压缩乃至取消，汉诗社的活动也受到严格限制。然而，就在这样高压的环境下，台湾人民仍然以各种方式进行着教育自救。
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“留学”风潮。一些台湾家庭不惜代价，将子弟送到祖国大陆（尤其是福建、广东）或香港、澳门等地读书。这些年轻人在大陆接受完整的中华文化教育，学成后有的留在大陆，有的回到台湾。回台的这些人，往往成为地下文化活动的骨干。他们带回大陆的书籍、报刊，在亲友间秘密传阅；他们在大陆的见闻和感受，成为鼓舞台湾人民坚持文化认同的精神资源。
另一种形式是“家庭补习”。公学校里不教汉文了，一些家长就自己教，或者请老先生到家里来教。这种补习极为私密，通常只在亲友之间进行。教的不仅是认字、读书，更多的是做人的道理、中国的历史、民族的认同。
还有一些知识分子，冒着风险在民间开办“夜学”或“讲习会”。这些活动往往打着“日语补习”“农业技术”的幌子，实际上却传授汉文和中华文化知识。参加的人大多是成年人，他们白天在日资工厂或农场做工，晚上聚在一起学习自己的语言文字。这种活动一旦被殖民当局发现，后果极为严重，轻则罚款、拘留，重则被视为“反日思想犯”，关进监狱。但即便如此，仍然有人前仆后继地去做。
回顾日本殖民台湾的历史，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：在如此严酷的同化政策之下，台湾的中华文化血脉为何没有断绝？
答案首先在教育。台湾人民深知，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载体，教育是传承的命脉。从书房到公学校里的暗中角力，从诗社活动到家族教育，从大陆留学到秘密补习，台湾人民以各种方式在教育领域进行着顽强的抵抗。正是这些看似零散、个体的努力，汇成了一条生生不息的文化暗河。
其次，中华文化本身的深厚底蕴也是重要原因。数千年的文明积淀，使得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韧性和凝聚力。一个民族的文字、历史、价值观，不是几十年的殖民统治所能轻易抹去的。台湾人民在面对异族统治时，能够从自己的文化传统中找到精神支撑，忠孝节义、民族大义、不屈不挠的气节，这些价值观在殖民时期显得尤为珍贵。
再者，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未真正断裂。尽管殖民当局竭力切断两岸之间的联系，但人员往来始终没有停止。台湾人民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大陆的情况，关注祖国的命运。抗战爆发后教室别恋激情，更有不少台湾青年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祖国的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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